(来源：中国交通新闻网)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全国水监体制改革20周年。40年来，我国水路交通运输突飞猛进，变化翻天覆地。作为水上交通安全监督机构，海事在服务改革开放和水路运输发展的过程中，也取得跨越式发展。这些，都离不开1998年开始的全国水监体制改革。”回顾不平凡的历程，交通运输部原安全总监、海事局原常务副局长刘功臣激动地说。

　　刘功臣，1976年从大连海运学院（后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毕业后跑了11年的远洋运输，1988年起先后到交通部青岛海监局、秦皇岛海监局、交通部安全监督局工作。1998年至2009年任交通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2009年至2012年任交通运输部首任安全总监。3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他亲历了远洋大发展时期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也参与了中国海事事业的创新与发展，尤其是见证并推动了1998年开始的全国水监体制改革。

　　对内对外的现实需求

　　“推行全国水监体制改革，是对内加强水上安全监管的需要，更是对外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刘功臣说。

　　据介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1983年交通部提出“有河大家走船，有路大家走车”，大力扶持个体和集体运输，水路运输一片繁荣，港口数量和运力规模大幅增加。

　　然而，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体制不顺，国内航运企业发展初期受资金短缺制约，运力主要为二手旧船或改装船。水路运输安全存在巨大隐患，导致水监体制改革前的水上交通安全形势严峻。

　　“你可能想象不到，1983年我做远洋船长驾驶海轮进厦门港时，航道里面有多少渔船！当时驾驶的3万吨级海船就有20多米宽，进港时只能从被渔船挤得只剩10多米宽的小缝里穿，蜗牛似地行进中，两旁的渔船要拿着竹篙撑着海船才避免撞上，进港之路可谓胆战心惊。”刘功臣回忆道。

　　由于“中央船舶中央管，地方船舶地方管”，水上安全监管体制上的不统一，形成了同一水域、同一港口设置“一水二监”或“一水三监”等多家安全管理机构并存的局面。

　　“这相当于在一个马路口上设两个或以上的警察。比如对同一艘船的管理，也许一个监督部门管得严，另一个管得松，船东自然会‘钻空子’，你这边不给我发证书吧，我就跑到那边去，反正都是有效的！”刘功臣说。

　　更为麻烦的是，水上安全监管部门业务分散，社会地位也很边缘，导致水上安全监管能力非常薄弱。改革开放以来，港口和航运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的领域，海运又承担着90%以上的对外贸易运输量，但我们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却都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需求。

　　水监体制改革前，中央和地方的水上安全监督管理在体制机制上也存在诸多不顺。“从当时的机构名称就可以看出，有的叫海监，有的叫水监，有的叫港监，长江水域又叫长江港监。外轮到了中国根本摸不清头脑，办理业务时要找的到底是哪个部门？”刘功臣感慨地说。

　　7年实现“三统一”

　　“对于水监体制改革，交通部很早就开始研究，以扭转水上安全形势被动局面，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航运市场环境。”刘功臣介绍说，交通部多次组织高级研修团到国外考察，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管理模式，着手准备全国水监体制改革。

　　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水监体制改革启动。

　　改革就是将原来分散、多头管理的水上安全监管体制，改为全国实施垂直管理的水上新体制，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对相关水域的管理分工，在同一水域、同一港口和同一地区不得重复设立水上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实行“一水一监，一港一监”。

　　然而，同其他改革一样，由于存在中央和地方间的一系列矛盾、利益纠结，水监体制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改革的难点很多，最难就是中央管辖水域和地方管辖水域划界以及人、财、物合并划转等问题。”作为推动这次改革关键人物之一，刘功臣表示，由于改革涉及地方和中央水上安全监管机构的合并，且由于地方机构和中央机构不一样，多数地方设置的机构具有多种职能，改革还需要把水上安全监督部门从中剥离出来，与中央的水上监督机构合并，这本身就是很难的问题。

　　“国务院文件在原则上虽有规定，但每个省（区、市）具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具体怎么做，有许多需要协商解决的问题。签订部省协议之后，交接时还需要成立专门的交接工作组，需要确定哪些人和物划到中央机构中、哪些人留在地方等，有时一个省的交接工作就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刘功臣回忆道。

　　自1999年到2005年，历经7年时间，交通部先后与17个省（区、市）签订了水监体制改革协议，并逐步完成划转合并工作。至2005年6月23日，西藏自治区地方海事局挂牌成立，标志着全国水监体制改革圆满结束。

　　尽管这次水监体制改革时间跨度长，但改革很彻底，不仅实现了“三统一”，即统一政令、统一布局、统一监督管理，而且实现“一水一监，一港一监”，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水上安全监督管理新体制，为海事事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体制和制度保障。

　　体制顺则事业顺

　　“改革理顺了关系，明确了职责。针对水上交通安全基础薄弱的情况，部海事局适时开展‘水上运输安全管理年’等夯实基础的诸多活动，使海事行政执法能力明显提升，全国水上安全形势趋于持续稳定。”刘功臣感慨地说，改革带来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20世纪80年代我们沿海的航标灯像萤火虫。水监体制改革以后，海事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执法装备和信息化等方面有了质的变化。中国沿海及主要港口近8000座航标形成了灯光交叉覆盖的航标链，航海保障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刘功臣介绍说。

　　不仅如此，水监体制改革20年来，全国沿海已建成船岸安全通信系统，基本实现沿海25海里内全覆盖，主要港口和重要通航水域已建成船舶交通管理系统中心、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测绘了全国沿海开放港口和重要水道海图；我国国际航行船队连续多年保持较低滞留率。

　　海事人才队伍素质得到根本性提升。“水监体制改革后，实现了人员招录‘逢进必考’，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充实了海事队伍。”刘功臣自豪地对记者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海事机构精心服务、主动作为，中国海事不仅在政府和人民心中的知名度、影响力大幅提升，而且国际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

　　刘功臣表示，实践证明，全国水监体制改革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非常成功的。在服务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海事部门作出了突出贡献，自身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和国际赞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水路交通运输仍将处于大建设、大发展时期，必然带来水运经济发展新需求，海事部门必须适应和服务于这种需求，尽快融入其中，取得新的作为！”刘功臣殷切地祝愿海事系统认真总结经验，大力发扬优秀传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三化”建设为统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不断提升安全监管和服务水平，在服务新时代改革开放和海洋强国、交通强国建设中发挥新的更大作用！